第八七二章 启蒙跃进年（中）
这种争论，当然也是启蒙运动的一种。
只不过，俄国的统治方式、贵族势力，使得沙皇没办法对各路言论下死手，都是自己人。而蹲在村社里除了打仗基本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农奴，自然也就没机会参与这场争论。
于是，可以预见地，沙皇解决不了问题,又因为都是亲戚和关系户也不能解决讨论问题的人，必然会搞出来养蛊似的争论。
温和派，最终会湮灭在养蛊风格的各种极端派之下，最后炸个死无全尸问题不大。
而罗蒙诺索夫的第二封奏疏，就可以看出这种极端化的苗头。
此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是不可能不设置神学系的。
包括卢梭写征文的第戎学院，建立是经过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的“御”批，才建立的。
而英国这边，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而这个大学就是个纯粹的神学院；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是标准的基督教曙光长老会长老培训班。
这种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同时又要求莫斯科大学根本不设置神学院的奏请，本身就是极端激进的，甚至激进到在欧洲算是惊世骇俗的地步。
在奏请书上，罗蒙诺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诗。
【各种神奇的科学,越过高山、大海和江河。科学把手伸向俄罗斯,对伟大的君主说：科学愿意竭尽全力，把纯粹智慧的新成果，交给俄罗斯的人民】
在这首小诗下面的办学请求中,罗蒙诺索夫这样建议：
大学不设置神学系。开办之初,设置法学系、哲学系、医学系、数学物理系。
大学面向所有纳税阶层招收学生。
大学设置预科班，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贵族学生,包括农奴身份，在预科班接受教育后再转入大学，从而避免贵族弟子垄断大学名额。
这些大胆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并且很快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当然也或许是昙花一现的景象。
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于罗蒙诺索夫，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贵族身份，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
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有教无类”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比如农奴出身的著名画家，费奥多尔·罗科托夫。
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身份还是农奴。
当他从学院毕业，融入上流圈子后，很快就有一个“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更是升格为了“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这事儿吧，其实大顺这边，从形式上也差不多。
从明朝开始,编族谱的事儿，就层出不穷。
但形式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姓氏分离，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
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编族谱，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顺来说，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个当过大官、贵族的祖宗，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
这玩意儿，当所有人都是“贵族”、“显赫”的后代的时候，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实质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标准俄语语法，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
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迸发着。
在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此时正发起“征服自然运动”，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一个新的省份。
开发运河，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
原本历史上，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负责“测量数据、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的人，是欧拉。而现在，总负责人，是工程师冯·希姆莱。
科学与数学，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回到瑞典后，应瑞典国王的要求，为瑞典王后璐维莎·尤里卡，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建造了“中国宫”作为礼物。
谷鲮/span当然，钱伯斯懂建筑，却不懂礼法，于是璐维莎·尤里卡的回忆，还是比较奇葩的——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伴随着土耳其音乐……
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这芭蕾舞表演、土耳其音乐，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美好氛围、国家富庶、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因为它遥远，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
伴随着璐维莎·尤里卡的中国宫罗成，也伴随着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的合作加深。
那场被刘钰吐槽为“启蒙编造理想国运动”的、借中国而讽时政的、在法国已经被卢梭开始炮轰而在瑞典方兴未艾的启蒙编造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
包括且不限于对唐律疏议的选择性摘抄、对科举制的美化性幻想、对中国皇帝整天微服私访巡察百姓疾苦的胡编等等。
不过这种类似盲人摸象的故事，在历史上是非常讽刺的。
历史上，瑞典人胡编乱造的中国故事，可是不少，哪怕瑞典去过中国的人一抓一大把。
同样的，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对瑞典国记录最清晰的、明确描绘国旗颜色、国旗形状、国土物产、面积大小、去荷兰多久、去英国大约多久、国旗是蓝旗黄十字的中国人，是个瞎子，真正意义上的双目失明的盲人，谢清高。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瑞典所由中国宫引起的启蒙运动，还是用瑞典特色的方式进行着。
剩下的，诸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他们国内的启蒙运动，也在今年出现了转机。
而这场转机，也正源于遥远的东方。
…………
大顺，松苏。
为皇帝南巡而做的盛大准备，早已就绪。
明天就是大阅的日子，天气很好，一艘在刘钰看来纯他妈浪费钱、没啥用的99炮的大顺最大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口，作为明日皇帝大阅舰队的旗舰。
这破船，也就能在渤海里用一用，可真要是被人打到渤海湾，那本身就已经败了。
不过，这种大舰停泊在那，还是足够骇人的。
军舰的巨大阴影下，欧洲各国的使节团、驻华公司的负责人，在安静地听着刘钰传达朝廷的一些决定。
当然朝廷的决定，倒是很简单。
一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对澳门的直接管理，驱逐所有的罗马教廷各个教团的传教士，并要求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今天之内，或者编户齐民，或者离开澳门。
第二件事，就是大顺将采取类似管辖和尚、道士的方式，对国内、包括南洋地区的耶稣教教徒进行管辖。大顺礼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基督教进行官方管理，并且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而且内部晋升体系，和罗马教廷再无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对葡萄牙宣战，大顺只是不想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了。
当然如果葡萄牙认为这是宣战，大可以在明天大阅之后，选择开战，来保卫他们所认为的“殖民地”。
这种事，自然不必皇帝自己宣布，但礼政府又可能说不明白其中的关键，故而还是刘钰来负责解决这件事。
大顺既然选择了要独霸南洋，并且要征服印度，那么澳门问题就是个最好在战前解决的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说攻下澳门，或者怎么样。
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而是说，怎么解决大顺国内的基督教问题。
禁教当然是有成果的，但伴随着开放和贸易，以及南洋地区、印度地区的交流，有些东西又是无法阻挡的。
就像是之前的日本，禁教禁的那么早，马尼拉那边的各种教团，三天两头偷着上岸。
大顺这边，这个会、那个教团，也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
况且，内部倒是好说，可南洋等大顺无法做到严格管理的地方，以及之前遗留下的诸多教徒，都必须要解决掉。
单纯的禁，伴随着大顺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东西方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暗地里不断发展的传教，只靠单纯的禁是禁不绝的。
与其让他們悄悄传播，不如找一个专门的坑，把他们都装进去，驯化他们，否则是不好处置澳门、以及南洋的基督徒问题的。
这不是驱逐那么简单的，驱逐之后，他们肯定往南洋跑。儒家那一套东西，在南洋是传不动的，搞驱逐的结果就是大顺的几个军镇，过些年就全都被染色了。
况且，南洋、印度，以及吕宋，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基本盘核心区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可边缘区，便要换个办法，一个进攻主义而非防守主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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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俄国的统治方式、贵族势力，使得沙皇没办法对各路言论下死手，都是自己人。而蹲在村社里除了打仗基本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农奴，自然也就没机会参与这场争论。
于是，可以预见地，沙皇解决不了问题,又因为都是亲戚和关系户也不能解决讨论问题的人，必然会搞出来养蛊似的争论。
温和派，最终会湮灭在养蛊风格的各种极端派之下，最后炸个死无全尸问题不大。
而罗蒙诺索夫的第二封奏疏，就可以看出这种极端化的苗头。
此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是不可能不设置神学系的。
包括卢梭写征文的第戎学院，建立是经过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的“御”批，才建立的。
而英国这边，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而这个大学就是个纯粹的神学院；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是标准的基督教曙光长老会长老培训班。
这种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同时又要求莫斯科大学根本不设置神学院的奏请，本身就是极端激进的，甚至激进到在欧洲算是惊世骇俗的地步。
在奏请书上，罗蒙诺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诗。
【各种神奇的科学,越过高山、大海和江河。科学把手伸向俄罗斯,对伟大的君主说：科学愿意竭尽全力，把纯粹智慧的新成果，交给俄罗斯的人民】
在这首小诗下面的办学请求中,罗蒙诺索夫这样建议：
大学不设置神学系。开办之初,设置法学系、哲学系、医学系、数学物理系。
大学面向所有纳税阶层招收学生。
大学设置预科班，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贵族学生,包括农奴身份，在预科班接受教育后再转入大学，从而避免贵族弟子垄断大学名额。
这些大胆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并且很快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当然也或许是昙花一现的景象。
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于罗蒙诺索夫，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贵族身份，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
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有教无类”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比如农奴出身的著名画家，费奥多尔·罗科托夫。
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身份还是农奴。
当他从学院毕业，融入上流圈子后，很快就有一个“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更是升格为了“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这事儿吧，其实大顺这边，从形式上也差不多。
从明朝开始,编族谱的事儿，就层出不穷。
但形式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姓氏分离，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
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编族谱，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顺来说，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个当过大官、贵族的祖宗，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
这玩意儿，当所有人都是“贵族”、“显赫”的后代的时候，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实质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标准俄语语法，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
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迸发着。
在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此时正发起“征服自然运动”，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一个新的省份。
开发运河，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
原本历史上，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负责“测量数据、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的人，是欧拉。而现在，总负责人，是工程师冯·希姆莱。
科学与数学，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回到瑞典后，应瑞典国王的要求，为瑞典王后璐维莎·尤里卡，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建造了“中国宫”作为礼物。
谷鲮/span当然，钱伯斯懂建筑，却不懂礼法，于是璐维莎·尤里卡的回忆，还是比较奇葩的——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伴随着土耳其音乐……
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这芭蕾舞表演、土耳其音乐，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美好氛围、国家富庶、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因为它遥远，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
伴随着璐维莎·尤里卡的中国宫罗成，也伴随着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的合作加深。
那场被刘钰吐槽为“启蒙编造理想国运动”的、借中国而讽时政的、在法国已经被卢梭开始炮轰而在瑞典方兴未艾的启蒙编造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
包括且不限于对唐律疏议的选择性摘抄、对科举制的美化性幻想、对中国皇帝整天微服私访巡察百姓疾苦的胡编等等。
不过这种类似盲人摸象的故事，在历史上是非常讽刺的。
历史上，瑞典人胡编乱造的中国故事，可是不少，哪怕瑞典去过中国的人一抓一大把。
同样的，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对瑞典国记录最清晰的、明确描绘国旗颜色、国旗形状、国土物产、面积大小、去荷兰多久、去英国大约多久、国旗是蓝旗黄十字的中国人，是个瞎子，真正意义上的双目失明的盲人，谢清高。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瑞典所由中国宫引起的启蒙运动，还是用瑞典特色的方式进行着。
剩下的，诸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他们国内的启蒙运动，也在今年出现了转机。
而这场转机，也正源于遥远的东方。
…………
大顺，松苏。
为皇帝南巡而做的盛大准备，早已就绪。
明天就是大阅的日子，天气很好，一艘在刘钰看来纯他妈浪费钱、没啥用的99炮的大顺最大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口，作为明日皇帝大阅舰队的旗舰。
这破船，也就能在渤海里用一用，可真要是被人打到渤海湾，那本身就已经败了。
不过，这种大舰停泊在那，还是足够骇人的。
军舰的巨大阴影下，欧洲各国的使节团、驻华公司的负责人，在安静地听着刘钰传达朝廷的一些决定。
当然朝廷的决定，倒是很简单。
一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对澳门的直接管理，驱逐所有的罗马教廷各个教团的传教士，并要求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今天之内，或者编户齐民，或者离开澳门。
第二件事，就是大顺将采取类似管辖和尚、道士的方式，对国内、包括南洋地区的耶稣教教徒进行管辖。大顺礼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基督教进行官方管理，并且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而且内部晋升体系，和罗马教廷再无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对葡萄牙宣战，大顺只是不想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了。
当然如果葡萄牙认为这是宣战，大可以在明天大阅之后，选择开战，来保卫他们所认为的“殖民地”。
这种事，自然不必皇帝自己宣布，但礼政府又可能说不明白其中的关键，故而还是刘钰来负责解决这件事。
大顺既然选择了要独霸南洋，并且要征服印度，那么澳门问题就是个最好在战前解决的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说攻下澳门，或者怎么样。
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而是说，怎么解决大顺国内的基督教问题。
禁教当然是有成果的，但伴随着开放和贸易，以及南洋地区、印度地区的交流，有些东西又是无法阻挡的。
就像是之前的日本，禁教禁的那么早，马尼拉那边的各种教团，三天两头偷着上岸。
大顺这边，这个会、那个教团，也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
况且，内部倒是好说，可南洋等大顺无法做到严格管理的地方，以及之前遗留下的诸多教徒，都必须要解决掉。
单纯的禁，伴随着大顺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东西方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暗地里不断发展的传教，只靠单纯的禁是禁不绝的。
与其让他們悄悄传播，不如找一个专门的坑，把他们都装进去，驯化他们，否则是不好处置澳门、以及南洋的基督徒问题的。
这不是驱逐那么简单的，驱逐之后，他们肯定往南洋跑。儒家那一套东西，在南洋是传不动的，搞驱逐的结果就是大顺的几个军镇，过些年就全都被染色了。
况且，南洋、印度，以及吕宋，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基本盘核心区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可边缘区，便要换个办法，一个进攻主义而非防守主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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