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卅三）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般来讲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皇帝和选好的接班者谈，这意思就可以说的更恶心残酷一些。
在这个看似安稳实则动荡的时代，皇子自不可能只学王道仁德，否则将来根本镇不住场子，护不住皇冠，保不了宗庙。
李欗这么一说，皇子隐约就听明白了。
显学一派，是有自身纲领的，且是有未来规划的。
他们是有理想的，虽然现在看来很多想法是错的、幼稚的、反动的，但毕竟纲领是有的。
而皇权，则是把一切作为手段，或者说其纲领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纲领。
对于显学一派而言，现在外部的土地，是让天下抵达小康大同之世的资源，利用得好，既可以渡过去艰难的工业化转型。
而对皇权来说，现在外部的土地，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牌，一张可以用来在矛盾爆发时候缓解矛盾的牌，也是一种可以用于皇权延续的资源。
之前，李欗上位时候，是靠着出卖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土地，来换取支持的。
名义上，至少他和刘玉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为了获取刘玉和其背后力量支持的那些话，是为了天下苍生、华夏之未来。
实质上，换个角度，不如说修到松辽分水岭以北的铁路，是他给那些支持者、资产阶级、军官团的回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创造了一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使得那里的土地生产有利可图。
当然，本身这件事大家都不傻。当初刘玉就很清楚，但互相利用，最起码“遗产”提前置办下了。
现在，大顺皇权这边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反动的统治集团。
这个统治集团，由军官团、大豆农场主榨油业高粱酒业的新军事贵族群体、以及当初刘玉早在征讨罗刹时就说过的很可能最反动的血税府兵等组成。
当然，他们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强大，但他们和皇权紧密地站在一起。皇权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皇权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烧酒业拯救了德国的容克使得他们完成了转型；而大豆以及其相关的榨油豆饼肥料等相关产业，则给大顺制造出一个奇葩的军事贵族集团——甚至难听点说，类似于挖参采珠等，在明末辽东创造出了一个军事集团一样。
显然，只靠他们，肯定压不住天下。
而依靠这个群体统治，皇权必须要学会一样东西：左右横跳、挑唆和利用阶级间的矛盾、时而站这边、时而站那边、用工人吓唬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吓唬小农和手工业者。
只不过，李欗毕竟之前和刘玉接触时间很长，固然刘玉逆练颇多，但逆练归逆练，仍就还得是知道道法才能逆练，不知正安知逆？
说的多了、听的多了、这几十年也见的多了，是以从皇权的角度看，他终究是个“失败主义者”。
所以才说什么“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只有一线生机”之类的话。
他说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盼着儿子能够乱中取胜，抓住那一线生机。
他把这一线生机的机会，放在了他所谓的“洪水滔天”的将来大乱之中。
亦即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导致大顺先发地区的“多血上火、生产过剩”的病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搞改革、变法、改良、均田移民，是“抱薪救火”。
这等于是，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得多血上火的病，所以叫这个人增长身体，越发壮大，这样体型渐大而多血的问题便可缓解。然而反过来说，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越这么搞，越壮胖，将来多血上火的病病发的时候，就彻底治不了只能等死了。
这就是他认为的“抱薪救火”的角度。
至于怎么利用这场洪水或者叫危机，李欗还是给皇子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用来理解什么叫“分化瓦解”。
“既说分化瓦解，那么便要知道，哪些人若不分化，最能成事、最有威胁。”
“或者说，如今能威胁宗庙的，是什么人？”
既说的是威胁宗庙，那么显然排除了诸如靖难、玄武门之类的选项。对于宗庙而言，这叫肉烂在锅里。
皇子很清楚，他爹说话不会乱说，既是问威胁宗庙，那么必定是排除了靖难、玄武门这等选项的。
遂道：“以史为鉴，或亡于外，若靖康耻、崖山血。”
“或亡于内，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
“然而儿臣观天下事，靖康耻、崖山血之事，已无可能。譬若蒙古，如今已经被商贾盘剥的活不下去，已无力矣；而周边之朝鲜、日本等国，亦非儿臣自大，实不足为虑；至于欧罗巴诸国，更不必提。”
“是以，若说威胁最大，最能成事的，便是底层百姓。”
李欗点了点头。
他跟刘玉学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七零八落，实质上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一套教育。
是以，他不可能从逻辑上，推出“小地产所有制下，小农不可能如法革情况下被资产阶级拉走，反而会和城市无产雇工形成同盟”的道理。
但是，逻辑上推不出，不代表李欗不能从一个错误的方法，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桉。
李欗推理的角度，是错的、表象的、形式的。但结论又是正确的。
“嗯，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此时和过去又有不同。”
“自先皇内外分治，如今天下，又分内外两个部分。”
“于内，斩木者，小农、工匠也。”
“于外，揭竿者，雇工、无产也。”
“内外分治，必要内外皆反，七庙方隳。”
“否则，如今情况，已和过去大不同。内反，则有先发之财货、物资，关税，足以镇压；外反，则有内地之兵员、边军，亦可制也，天朝绝无一城搏天下之资。”
“是以，要紧之事，便是要极力避免内外之底层穷民结成同盟，竟求天下为公。”
“反过来说，要分化瓦解的，便是他们。”
“过去养生员，所为何事？不过是防止读书人不得志、又难活，遂作乱。如朱元章不得刘伯温，便难成事。是以，过去统治，只要提防起事作乱的小农，与读书人一起即可，重点也在于此。”
“而如今，实学铺开，许多过去秘而不传的道理，竟在市井充斥。是以，现在统治，提防的便是城中那些有了学问，却大谈雇工之利的人。尤其如今显学，既解决农人耕者有其田之想、又欲解决工业发展之困境，既有纲领，又有道理，更谈均田，此才是要着重提防的人。”
“分化瓦解，重点就在分化瓦解他们。分化内外、分化工与农、居中挑唆、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令其力散，则不得不依赖圣君天子之贤明仁德。”
“如今天下，讨论最多的，除了均田，便是钞关子口之事。”
“朕且问你，若将来欧罗巴动乱、印度暴乱、而松苏等地又因机器使用产量日增，卖不出去……”
“均田或可长治、亦或治本。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届时，是不是必要谈钞关子口、内部管制、内地保护之事？”
皇子对此并无疑问，应声道：“父皇所言极是。均田或可长治，但起效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放开钞关子口、放开工商管制、放开资本管制，庞大的内地市场，便如我们对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市场一般。”
“是以，届时必要大谈放开钞关子口税、放开管制、取缔内陆手工业和小农保护，以求卖出去东西。”
李欗又道：“如今实学中的激进派，多谈‘进步’。兴国公之学问，解读角度颇多，各有道理。这等‘进步’之学问，最是危险，尤其一些大谈雇工之利的。是以如何借此机会将其名污、瓦解其义？”
“比如说，在此之前，于那些平日在市井雇工中颇有威望中，选出几人，暗中扶植。”
“一旦多血病之危机爆发，则令这几人大谈‘进步’。并且，要站在假装是为了雇工之利的角度上大谈‘进步’。”
“或曰：内地的小农和手工业者，都是反动的一帮，是阻碍进步的，活该被廉价的工业品碾碎。”
“令其大谈什么，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才能让雇工得利。”
“将所谓‘进步’之思想，在你我操控之中，他谈白，你不要举黑，而是提澹白、粉白、鹅黄白等，暗夺其正色，以黄替白，而使正白湮灭。”
“他们既谈‘进步’，谈小农、手工业者乃反动的一帮，阻碍进步等等。”
“于工厂主，他们必定喜欢，也会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乱他们，因着多血上火过剩之病而失业，正愁无业，这时便大谈要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要把内地做市场，他们多半会以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辈，拿着托兴国公之名伪书之义而反对的，怕也夺不回主导权。届时，显学之主导权，或者说，工业雇工等阶级的主导权，便在扶植的那几个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会接受那些死硬激进之辈的想法。”
“如此一来……”
李欗澹笑一声，接着道：“开一省之钞关、管制，用最‘进步’的政策，来反进步。”
“你既要‘进步’，那朕就给你‘进步’。”
“不要说什么子口税、保护税，便是连土地买卖、资本圈地、囤货居奇、炒作粮价、坑蒙拐骗、放贷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进步’，就要按照那些‘进步’之辈的口吻，碾碎反动的一帮。”
“如此，不出两年，其省必乱！或乱于白莲、或乱于义和，其辈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灭那些‘进步’派。”
“天下风气，必定为之一变。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进步之阴霾，也定散去，而转保守。”
“朕要先行科举改革，便为此事。届时，内地出身之官员，虽学的是实学，但岂能支持这等‘进步’？”
“到时候，天下汹汹、必要反弹。又使小农工匠，记得城里无产雇工的‘进步’言论。”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农与工匠记得当日之仇，必不肯帮。只怕心中还要想，这‘进步’不要也罢，着实可怕，城里人靠不住，还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驻扎先发地区城市周边，以防城市之变。新仇旧怨，岂不用心？”
“如此一来，显学何显？”
“驱散‘进步’，有甚于将小农和工匠打为反动的一帮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罢，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个学派、某个纲领主导了。”
“而工厂主等，见小农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敛，知道若非朝廷罩着他们，他们便要被挂在树上。他们的软弱性，朕早就见过，到时候又何愁他们不敢不听话？”
“若是大争之世，工厂主需要朝廷的海军、刺刀、大炮，去和别国的工厂主竞争，倒是容易听话。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无敌国外患、又无能竞争的别国实业主，他们便很容易不听话，那边需要用国内的一群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让他们知道，若无皇帝，他们根本压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让他们乖乖来降，收起那些膨胀的心思。”
“经此一事，工与农之联盟，已不可能。工无农之援，形单影只、势单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厂主，又靠谁来？”
“雇工易收买，危机爆发时候，鼓吹‘进步’，鼓吹内地市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内地的小农和工匠，他们必要上当，而不会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东进后再发展大工业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联盟，分而化之，先把小农逼到皇帝这边；然后断其盟友、斩其内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这边。”
“如此，则效过去故事即可：过去周护小农、抑制兼并，但实则仍是与士大夫地主士绅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样，名与义，周护小农、雇工。但实则还是与大资产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说的这套东西的学名是啥。
不过其实以后世的话来总结，其实就是“拿三加拉萨尔”这一套的反动封建社。
这和大顺这边的“内外分治”的情况有关。
内，是小农社会，颇类拿三时候小农普遍贫困、被高利贷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溃的法国。
外，是财阀军事贵族大资产者的社会，一如拉萨尔时的普鲁士。
小农问题，所谓大东进运动、均田、迁民，可以视作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的大顺变种。
雇工问题，即所谓的【只要皇帝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皇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皇权，那么工阶级就会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天然体现者】
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刘玉的改革给大顺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遗症——皇帝比雇工和小农，更早接触到阶级的这套东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动社，又是罢黜百家之后社会的底色调。王莽改制，就是个高炉铁、垄作法、亩产百十斤这等生产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动社的社会实践。
偏偏，刘玉已经死了。
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刘玉的那套话语，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农和手工业者，打成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一帮；把农民起义，打成基于地产原则的反动的一帮。
本身这套东西，就很容易搞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尹里奇也狂喷过这个问题，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否则只能形成……】或工联、或工贵——典型的，就是爱尔兰铁路工人对华工的态度，没人灌输，反动至极。
而大顺这边，还有个更蛋疼的“第一列强”很可能出现的“工人的贵族化”问题。
比如李欗说的那种情况，真到危机的时候，先发地区的工人，会不会压根不管内地小农手工业者的死活，为了自己有工作、挣钱，就要求打开钞关子口、取消内地落后的保护、夺取市场呢？
很显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动的思想灌输，扭曲“进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关，那的确非常容易被带歪了。
而大顺内地的情况，又无奈至极。
大顺拿到了南洋和印度这俩原材料产地；拿到了海运和水运优势；拿到了日本朝鲜南洋东北的粮食来稳定先发地区粮价……
内地，比如说纺织业，无论怎么样都争不过。这是必然的。
不管是粮价、原材料价格、资本丰裕等等，全都争不过，搞“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结果，根本不会是什么竞争之下的蓬勃发展，能也只能是内地原本的手工业迅速破产，而绝无可能萌芽成长为大工厂。
当然，你要说大顺被人爆锤一顿，丢了印度、丢了南洋、缩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汉种棉花，或者说没办法了只好在江汉种棉花，然后江汉地区能成为纺织业中心。否则，不可能。
只要不丢印度南洋，只要陆运还没有能和海运比的能力，江汉地区就算建起来纺织业中心，也得破产完犊子，就这么简单。
现在江汉地区靠的是本省和川蜀市场，依托川盐入楚的契机发展起来的。用的还是印度棉纱，就江汉那点纺织资本的力量，真要放开了，松苏地区的纺织业大资本伸个小手指头就能让他再也起不来——都不用完脏的，比如控制印度棉纱等脏活，就市场竞争，湖北现在粮食自给都成问题，单单一个粮价，怎么和坐拥南洋米东北高粱和海运的松苏比？
就还是那句话：历史上帝国主义，既瓦解了小农经济冲死了手工业；也摁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才说他们既举左手、又举右手。
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压根没必要举起右手反帝。
并且大顺不能往欧洲那种支离破碎的国家上套，只能用“天下”、“大同”的思想来解决。一个此时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工农生产总值世界一半还多的东西，能用欧洲那一套国家的概念去套吗？
既然说，只能用“天下大同”的这种超越了支离破碎的小国的概念来解决大顺现在的问题。
那么也就意味着，大顺的问题解决起来太难了——历史上从一千八百四十年往后百年的英豪里，有为民族的、有为反侵略的、又为洗刷屈辱的、有为反满反阎罗妖的……这些在原本历史里的屈辱史中，都可以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同路走一段。
而此时的大顺，要天下大同的，只能自己走了，连同路人都找不到了。
这也就给了李欗一个机会，一个真有可能在“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的死局中，找一个抓住一线生机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在李欗看来，就是这一次使节团带着刘玉尸骨返回途中的见闻——法国要乱、欧洲要乱、印度要乱、甚至一些情况看来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可能要乱，大顺先发地区可能会爆发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大危机。
而一旦危机爆发，可能承载这么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的地区，整个地球上似乎也就只剩下了大顺内部地区那两三亿人了。
这会让原本大顺的“对外扩张满足新兴阶级的饕餮、达成妥协不要对内击碎小农经济”的平衡，破掉。
当然也不是说不能解决。
其实还是有解决之道的。
不说治本。
只说治标，或者延缓危机爆发。
比如，资产阶级们出钱，移民、迁民、利用北美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创造出一个两亿人的大市场。
但显然，他们肯定不会干的。
人要是移过去了、市场有了，让他们再投资赚钱有可能。
可要说出钱移民、出钱发展生产力和商品交换潜力，他们是不可能干的。
李欗也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提前布局科举改革，准备到时候手里有内地地区的人才可用，这是他的未雨绸缪。
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旧城市交换体系崩解，这是真实的物质世界。
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现在学算数几何，就会扭转。
也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所以看到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感到不仁，不该这么激进而成为保守派；而学了算数几何等新学实学后，就立刻变了个人一般，觉得崩的好，一下子就成为激进派。
包括说现在的先发地区实学派中，真正的激进派，是要搞均田、迁民、扩大市场、将天下农村都从使用价值生产扭转成交换价值生产，他们才是激进派。而这群激进派里，很多都是反对直接放开钞关子口的，认为饭要一口一口吃、屎要一截一截拉，进两步就退一步，否则容易物极必反，这使得看起来他们倒像是保守派——比如后期跑去修黄河河道的刘玉，也算是这种保守派。
而那些上来就要搞激进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要放开钞关子口的，看似激进，实则在实学派内部压根就被视作幼稚派，上不得台面的。
本身大顺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历史上早在两汉时候就吃过商业资本不受控制的亏——这没什么惊奇的，还是老马那句话：商业资本既然还存在，那么就证明这压根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说有商业资本、或者说吃过商业资本的大亏，那就证明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了，老马说的很明确，奴隶时代也有商业资本，而只有商业资本融化掉自己的单独性才叫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是寄生性的，商业资本单独存在恰恰证明这不是资本主义。
故而，这种传统下，如今的情况下，要是那种激进的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派，能成为显学，那才是鬼故事。
李欗，正是要把这群上不得台面的，扶成“显学”，取而代之，以黄替白，把真正的激进显学灭杀——既然一定会有显学，那么为什么不扶植一个显学呢？
因为他是大顺人，太懂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了。
更读过“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是要通过“假显学鼓噪、假装无奈以一省先行、资本必然要闹出叫人瞠目结舌的骇人”。
从而，让从刘玉跑路后萦绕在大顺头顶的“激进”退潮。
好说李欗也是和刘玉一起干过“扩张殖民”的勾当的。
全无管控，资本在印度南洋干过啥、资本是会跑去囤地还是去发展实业、啥叫商业资本占优势下的劫夺制，李欗可是太清楚了。
这郑伯克段于鄢的样板，在大顺的铁路火轮船土地交易九出十三归等条件下，绝对会玩出花样。若两年才把百姓逼反，那只能说是保守了。
至于实业投资？哪个脑子抽的，不去先发地区等原材料和海运都占优势的地方投资，跑内地去投？
故而实业资本压根不会去，去的只会是商业资本，这玩意儿可是能把地主都逼破产投赤的。
而整个过程。
李欗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什么也不做。
如果他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至于要做“吓唬激进派的稻草人”的省份，李欗内心已有定夺：豫皖。
这两个一个是人口大省，一个是淮河灾发区，迅速地冲击和经济作物占地种植，稍微一场小灾，粮食不足的问题就会迅速出现，就能爆出来十万人级别的起义。
当然，河南是何等地方，何等关键，别人不知，大顺朝理应是最清楚的。
只不过，当初刘玉进言给前个皇帝的“铁路纵横、黄淮分割、纵有起义不过分割成块、天下如棋局而寇不可流”来忽悠修铁路、废漕运、治黄淮的话，因为有道理所以才能忽悠住老皇帝，也所以能修了铁路治了黄淮，现在又成了李欗扎稻草人来吓唬人的底蕴。
李欗要扎稻草人吓唬人。
要拿着底层的乞食袋挥舞。
还要科举改变显得自己是“进步的皇帝”。
至于以后怎么办，现在李欗也不好说。
且不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就算活到了，如今也只能是先有大略，而后看看再说。
他是怕自己哪天死了，是以要把这一线生机、最恶心阴暗的这套东西，讲给儿子听。
皇子倒是不觉得怎样，只是略有担忧。
“父皇，昔者卫公子州吁作乱上位，兴兵动戈，扩张以转移矛盾，刷威望、压不满。”
“鲁公问于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焚己也。期年，果被石确大义灭亲，如众仲言。”
“父皇要乱中取一线生机，这火，若放不好……儿臣只怕……”
不想李欗却哈哈大笑。
“这火？难道是朕放的？朕有何等本事，能放出这样的火？”
“这样的火，是不能‘制造出来’的，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燃起来的。”
“难道是朕让那些工厂主搞出来的生产过剩吗？”
“难道是朕让法兰西不日将乱吗？”
“乱起来后，卖不出去，难道是朕让他们琢磨着要内地市场的吗？”
“要内地市场，若松开豫、鲁，难道是朕让资本去买地占地兼并、是朕让商贾把机布运入灭杀豫南土布而使女工难活、是朕让地主见烟棉芝麻等价高而不种粮食闹出缺粮大灾的吗？”
“朕没有放火，朕只是没有提前灭火而已。火势不因我起，何来玩火焚己之论？”
“到时危机，你便什么都不说，自有人鼓吹内部市场管控打开之语，且以进步为大义。顺而从之，何须纵火？”
“而若打开，土地兼并、炒作粮价、囤货居奇、低买高卖、冲击土布、坑骗本地商会等等事，难道是你让他们做的？”
“这种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更制造不了。”
“但却可以利用。”
“更改学会利用。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兴公实学的缘故，若是不懂，又怎么准备利用呢？”
皇子蹙眉道：“父皇既这样说，那兴公实学传播甚广，知其大义大略者亦有不少。难道他们就不会利用？”
李欗不屑一笑，反问道：“若太祖皇帝于洪武、永乐时候起事，能成大业乎？”
“若陈涉吴广，于始皇帝尚在时起事，能隳秦庙否？”
“大饥，人相食之语，史中多矣。然能举旗而取天下者，几人？”
“欲斩木揭竿而成大事，既要大饥人相食，百姓不能活；又要朝廷颓败，无力统治。二者缺一，皆不可成。”
“朕所言之多血危机，近则十年、远则廿载。想来，也断不至于区区十年，朕这从日本打到直布罗陀的雄兵，就要沦为前朝军户了吧？”
“况且，京城不比别处。京城是以税收、漕米、官俸、军饷为底的城市。非是以交换卖钱为目的的生产城市。是以，多血上火的过剩危机，京城不会乱。京城不乱，海军在手，财税漕米便不会乱；财税漕米不会乱，便是玩火，亦可灭火。”
“使节团自欧罗巴回，言法兰西礼崩乐坏，必乱。那巴黎岂同京城？法兰西之工、商、士、绅等，皆居巴黎，几十万人围绕巴黎之消费而生产，若乱起来，定难控制。京城大不同，京都居，大不易，布取于松、丝取于苏、瓷取于赣、米取于爪哇、豆取于松辽、煤自西山、茶起武夷，多血症之乱，如何加诸京城？”
“而若效太祖皇帝，举均田免粮之大义……国寿未至，前朝尚有二百六十年之祚，只在内部均田之义，此时尚早，不足为虑。”
“至于显学一派……他们多数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仍念寻实业资本之支持，完成均田事，而后征农税而迁民，以为如此实业资本便会支持他们，引以为援而欲除地主，此为显学之显学，此辈成不得事。”
“至于少数激进锐意大谈天下为公的？你猜将来危机爆发，雇工是会支持他们天下为公的想法？还是会去支持去抢内地市场碾碎小农工匠扩大市场渡过危机的想法？”
“你要知道，他们谈天下为公，可将来危机一来，破开二省之限制，就是大量小农工匠破产涌入城市求活，而会导致原本的雇工工钱大降，原本城中之雇工便会更加怨恨小农工匠，多半会结伙成团排挤后来入城之人。朕昔日和兴国公在松苏码头，可没少见为了抢抗包卸船活计而互相结帮结派殴杀之事，他们先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谈天下为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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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看似安稳实则动荡的时代，皇子自不可能只学王道仁德，否则将来根本镇不住场子，护不住皇冠，保不了宗庙。
李欗这么一说，皇子隐约就听明白了。
显学一派，是有自身纲领的，且是有未来规划的。
他们是有理想的，虽然现在看来很多想法是错的、幼稚的、反动的，但毕竟纲领是有的。
而皇权，则是把一切作为手段，或者说其纲领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纲领。
对于显学一派而言，现在外部的土地，是让天下抵达小康大同之世的资源，利用得好，既可以渡过去艰难的工业化转型。
而对皇权来说，现在外部的土地，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牌，一张可以用来在矛盾爆发时候缓解矛盾的牌，也是一种可以用于皇权延续的资源。
之前，李欗上位时候，是靠着出卖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土地，来换取支持的。
名义上，至少他和刘玉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为了获取刘玉和其背后力量支持的那些话，是为了天下苍生、华夏之未来。
实质上，换个角度，不如说修到松辽分水岭以北的铁路，是他给那些支持者、资产阶级、军官团的回报。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创造了一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使得那里的土地生产有利可图。
当然，本身这件事大家都不傻。当初刘玉就很清楚，但互相利用，最起码“遗产”提前置办下了。
现在，大顺皇权这边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反动的统治集团。
这个统治集团，由军官团、大豆农场主榨油业高粱酒业的新军事贵族群体、以及当初刘玉早在征讨罗刹时就说过的很可能最反动的血税府兵等组成。
当然，他们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强大，但他们和皇权紧密地站在一起。皇权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皇权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烧酒业拯救了德国的容克使得他们完成了转型；而大豆以及其相关的榨油豆饼肥料等相关产业，则给大顺制造出一个奇葩的军事贵族集团——甚至难听点说，类似于挖参采珠等，在明末辽东创造出了一个军事集团一样。
显然，只靠他们，肯定压不住天下。
而依靠这个群体统治，皇权必须要学会一样东西：左右横跳、挑唆和利用阶级间的矛盾、时而站这边、时而站那边、用工人吓唬资产阶级、用资产阶级吓唬小农和手工业者。
只不过，李欗毕竟之前和刘玉接触时间很长，固然刘玉逆练颇多，但逆练归逆练，仍就还得是知道道法才能逆练，不知正安知逆？
说的多了、听的多了、这几十年也见的多了，是以从皇权的角度看，他终究是个“失败主义者”。
所以才说什么“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只有一线生机”之类的话。
他说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盼着儿子能够乱中取胜，抓住那一线生机。
他把这一线生机的机会，放在了他所谓的“洪水滔天”的将来大乱之中。
亦即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导致大顺先发地区的“多血上火、生产过剩”的病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搞改革、变法、改良、均田移民，是“抱薪救火”。
这等于是，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得多血上火的病，所以叫这个人增长身体，越发壮大，这样体型渐大而多血的问题便可缓解。然而反过来说，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越这么搞，越壮胖，将来多血上火的病病发的时候，就彻底治不了只能等死了。
这就是他认为的“抱薪救火”的角度。
至于怎么利用这场洪水或者叫危机，李欗还是给皇子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用来理解什么叫“分化瓦解”。
“既说分化瓦解，那么便要知道，哪些人若不分化，最能成事、最有威胁。”
“或者说，如今能威胁宗庙的，是什么人？”
既说的是威胁宗庙，那么显然排除了诸如靖难、玄武门之类的选项。对于宗庙而言，这叫肉烂在锅里。
皇子很清楚，他爹说话不会乱说，既是问威胁宗庙，那么必定是排除了靖难、玄武门这等选项的。
遂道：“以史为鉴，或亡于外，若靖康耻、崖山血。”
“或亡于内，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
“然而儿臣观天下事，靖康耻、崖山血之事，已无可能。譬若蒙古，如今已经被商贾盘剥的活不下去，已无力矣；而周边之朝鲜、日本等国，亦非儿臣自大，实不足为虑；至于欧罗巴诸国，更不必提。”
“是以，若说威胁最大，最能成事的，便是底层百姓。”
李欗点了点头。
他跟刘玉学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七零八落，实质上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一套教育。
是以，他不可能从逻辑上，推出“小地产所有制下，小农不可能如法革情况下被资产阶级拉走，反而会和城市无产雇工形成同盟”的道理。
但是，逻辑上推不出，不代表李欗不能从一个错误的方法，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桉。
李欗推理的角度，是错的、表象的、形式的。但结论又是正确的。
“嗯，一夫作难，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而七庙隳。此时和过去又有不同。”
“自先皇内外分治，如今天下，又分内外两个部分。”
“于内，斩木者，小农、工匠也。”
“于外，揭竿者，雇工、无产也。”
“内外分治，必要内外皆反，七庙方隳。”
“否则，如今情况，已和过去大不同。内反，则有先发之财货、物资，关税，足以镇压；外反，则有内地之兵员、边军，亦可制也，天朝绝无一城搏天下之资。”
“是以，要紧之事，便是要极力避免内外之底层穷民结成同盟，竟求天下为公。”
“反过来说，要分化瓦解的，便是他们。”
“过去养生员，所为何事？不过是防止读书人不得志、又难活，遂作乱。如朱元章不得刘伯温，便难成事。是以，过去统治，只要提防起事作乱的小农，与读书人一起即可，重点也在于此。”
“而如今，实学铺开，许多过去秘而不传的道理，竟在市井充斥。是以，现在统治，提防的便是城中那些有了学问，却大谈雇工之利的人。尤其如今显学，既解决农人耕者有其田之想、又欲解决工业发展之困境，既有纲领，又有道理，更谈均田，此才是要着重提防的人。”
“分化瓦解，重点就在分化瓦解他们。分化内外、分化工与农、居中挑唆、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令其力散，则不得不依赖圣君天子之贤明仁德。”
“如今天下，讨论最多的，除了均田，便是钞关子口之事。”
“朕且问你，若将来欧罗巴动乱、印度暴乱、而松苏等地又因机器使用产量日增，卖不出去……”
“均田或可长治、亦或治本。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届时，是不是必要谈钞关子口、内部管制、内地保护之事？”
皇子对此并无疑问，应声道：“父皇所言极是。均田或可长治，但起效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放开钞关子口、放开工商管制、放开资本管制，庞大的内地市场，便如我们对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市场一般。”
“是以，届时必要大谈放开钞关子口税、放开管制、取缔内陆手工业和小农保护，以求卖出去东西。”
李欗又道：“如今实学中的激进派，多谈‘进步’。兴国公之学问，解读角度颇多，各有道理。这等‘进步’之学问，最是危险，尤其一些大谈雇工之利的。是以如何借此机会将其名污、瓦解其义？”
“比如说，在此之前，于那些平日在市井雇工中颇有威望中，选出几人，暗中扶植。”
“一旦多血病之危机爆发，则令这几人大谈‘进步’。并且，要站在假装是为了雇工之利的角度上大谈‘进步’。”
“或曰：内地的小农和手工业者，都是反动的一帮，是阻碍进步的，活该被廉价的工业品碾碎。”
“令其大谈什么，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才能让雇工得利。”
“将所谓‘进步’之思想，在你我操控之中，他谈白，你不要举黑，而是提澹白、粉白、鹅黄白等，暗夺其正色，以黄替白，而使正白湮灭。”
“他们既谈‘进步’，谈小农、手工业者乃反动的一帮，阻碍进步等等。”
“于工厂主，他们必定喜欢，也会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乱他们，因着多血上火过剩之病而失业，正愁无业，这时便大谈要碾碎小农和手工业者、要把内地做市场，他们多半会以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辈，拿着托兴国公之名伪书之义而反对的，怕也夺不回主导权。届时，显学之主导权，或者说，工业雇工等阶级的主导权，便在扶植的那几个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会接受那些死硬激进之辈的想法。”
“如此一来……”
李欗澹笑一声，接着道：“开一省之钞关、管制，用最‘进步’的政策，来反进步。”
“你既要‘进步’，那朕就给你‘进步’。”
“不要说什么子口税、保护税，便是连土地买卖、资本圈地、囤货居奇、炒作粮价、坑蒙拐骗、放贷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进步’，就要按照那些‘进步’之辈的口吻，碾碎反动的一帮。”
“如此，不出两年，其省必乱！或乱于白莲、或乱于义和，其辈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灭那些‘进步’派。”
“天下风气，必定为之一变。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进步之阴霾，也定散去，而转保守。”
“朕要先行科举改革，便为此事。届时，内地出身之官员，虽学的是实学，但岂能支持这等‘进步’？”
“到时候，天下汹汹、必要反弹。又使小农工匠，记得城里无产雇工的‘进步’言论。”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农与工匠记得当日之仇，必不肯帮。只怕心中还要想，这‘进步’不要也罢，着实可怕，城里人靠不住，还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驻扎先发地区城市周边，以防城市之变。新仇旧怨，岂不用心？”
“如此一来，显学何显？”
“驱散‘进步’，有甚于将小农和工匠打为反动的一帮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罢，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个学派、某个纲领主导了。”
“而工厂主等，见小农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敛，知道若非朝廷罩着他们，他们便要被挂在树上。他们的软弱性，朕早就见过，到时候又何愁他们不敢不听话？”
“若是大争之世，工厂主需要朝廷的海军、刺刀、大炮，去和别国的工厂主竞争，倒是容易听话。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无敌国外患、又无能竞争的别国实业主，他们便很容易不听话，那边需要用国内的一群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让他们知道，若无皇帝，他们根本压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让他们乖乖来降，收起那些膨胀的心思。”
“经此一事，工与农之联盟，已不可能。工无农之援，形单影只、势单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厂主，又靠谁来？”
“雇工易收买，危机爆发时候，鼓吹‘进步’，鼓吹内地市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内地的小农和工匠，他们必要上当，而不会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东进后再发展大工业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联盟，分而化之，先把小农逼到皇帝这边；然后断其盟友、斩其内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这边。”
“如此，则效过去故事即可：过去周护小农、抑制兼并，但实则仍是与士大夫地主士绅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样，名与义，周护小农、雇工。但实则还是与大资产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说的这套东西的学名是啥。
不过其实以后世的话来总结，其实就是“拿三加拉萨尔”这一套的反动封建社。
这和大顺这边的“内外分治”的情况有关。
内，是小农社会，颇类拿三时候小农普遍贫困、被高利贷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溃的法国。
外，是财阀军事贵族大资产者的社会，一如拉萨尔时的普鲁士。
小农问题，所谓大东进运动、均田、迁民，可以视作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的大顺变种。
雇工问题，即所谓的【只要皇帝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皇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皇权，那么工阶级就会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天然体现者】
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刘玉的改革给大顺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遗症——皇帝比雇工和小农，更早接触到阶级的这套东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动社，又是罢黜百家之后社会的底色调。王莽改制，就是个高炉铁、垄作法、亩产百十斤这等生产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动社的社会实践。
偏偏，刘玉已经死了。
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刘玉的那套话语，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农和手工业者，打成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一帮；把农民起义，打成基于地产原则的反动的一帮。
本身这套东西，就很容易搞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尹里奇也狂喷过这个问题，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否则只能形成……】或工联、或工贵——典型的，就是爱尔兰铁路工人对华工的态度，没人灌输，反动至极。
而大顺这边，还有个更蛋疼的“第一列强”很可能出现的“工人的贵族化”问题。
比如李欗说的那种情况，真到危机的时候，先发地区的工人，会不会压根不管内地小农手工业者的死活，为了自己有工作、挣钱，就要求打开钞关子口、取消内地落后的保护、夺取市场呢？
很显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动的思想灌输，扭曲“进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关，那的确非常容易被带歪了。
而大顺内地的情况，又无奈至极。
大顺拿到了南洋和印度这俩原材料产地；拿到了海运和水运优势；拿到了日本朝鲜南洋东北的粮食来稳定先发地区粮价……
内地，比如说纺织业，无论怎么样都争不过。这是必然的。
不管是粮价、原材料价格、资本丰裕等等，全都争不过，搞“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结果，根本不会是什么竞争之下的蓬勃发展，能也只能是内地原本的手工业迅速破产，而绝无可能萌芽成长为大工厂。
当然，你要说大顺被人爆锤一顿，丢了印度、丢了南洋、缩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汉种棉花，或者说没办法了只好在江汉种棉花，然后江汉地区能成为纺织业中心。否则，不可能。
只要不丢印度南洋，只要陆运还没有能和海运比的能力，江汉地区就算建起来纺织业中心，也得破产完犊子，就这么简单。
现在江汉地区靠的是本省和川蜀市场，依托川盐入楚的契机发展起来的。用的还是印度棉纱，就江汉那点纺织资本的力量，真要放开了，松苏地区的纺织业大资本伸个小手指头就能让他再也起不来——都不用完脏的，比如控制印度棉纱等脏活，就市场竞争，湖北现在粮食自给都成问题，单单一个粮价，怎么和坐拥南洋米东北高粱和海运的松苏比？
就还是那句话：历史上帝国主义，既瓦解了小农经济冲死了手工业；也摁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才说他们既举左手、又举右手。
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压根没必要举起右手反帝。
并且大顺不能往欧洲那种支离破碎的国家上套，只能用“天下”、“大同”的思想来解决。一个此时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工农生产总值世界一半还多的东西，能用欧洲那一套国家的概念去套吗？
既然说，只能用“天下大同”的这种超越了支离破碎的小国的概念来解决大顺现在的问题。
那么也就意味着，大顺的问题解决起来太难了——历史上从一千八百四十年往后百年的英豪里，有为民族的、有为反侵略的、又为洗刷屈辱的、有为反满反阎罗妖的……这些在原本历史里的屈辱史中，都可以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同路走一段。
而此时的大顺，要天下大同的，只能自己走了，连同路人都找不到了。
这也就给了李欗一个机会，一个真有可能在“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的死局中，找一个抓住一线生机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在李欗看来，就是这一次使节团带着刘玉尸骨返回途中的见闻——法国要乱、欧洲要乱、印度要乱、甚至一些情况看来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可能要乱，大顺先发地区可能会爆发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大危机。
而一旦危机爆发，可能承载这么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的地区，整个地球上似乎也就只剩下了大顺内部地区那两三亿人了。
这会让原本大顺的“对外扩张满足新兴阶级的饕餮、达成妥协不要对内击碎小农经济”的平衡，破掉。
当然也不是说不能解决。
其实还是有解决之道的。
不说治本。
只说治标，或者延缓危机爆发。
比如，资产阶级们出钱，移民、迁民、利用北美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创造出一个两亿人的大市场。
但显然，他们肯定不会干的。
人要是移过去了、市场有了，让他们再投资赚钱有可能。
可要说出钱移民、出钱发展生产力和商品交换潜力，他们是不可能干的。
李欗也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提前布局科举改革，准备到时候手里有内地地区的人才可用，这是他的未雨绸缪。
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旧城市交换体系崩解，这是真实的物质世界。
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现在学算数几何，就会扭转。
也不会因为原本学儒家经典，所以看到小农破产手工业崩溃，感到不仁，不该这么激进而成为保守派；而学了算数几何等新学实学后，就立刻变了个人一般，觉得崩的好，一下子就成为激进派。
包括说现在的先发地区实学派中，真正的激进派，是要搞均田、迁民、扩大市场、将天下农村都从使用价值生产扭转成交换价值生产，他们才是激进派。而这群激进派里，很多都是反对直接放开钞关子口的，认为饭要一口一口吃、屎要一截一截拉，进两步就退一步，否则容易物极必反，这使得看起来他们倒像是保守派——比如后期跑去修黄河河道的刘玉，也算是这种保守派。
而那些上来就要搞激进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要放开钞关子口的，看似激进，实则在实学派内部压根就被视作幼稚派，上不得台面的。
本身大顺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历史上早在两汉时候就吃过商业资本不受控制的亏——这没什么惊奇的，还是老马那句话：商业资本既然还存在，那么就证明这压根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说有商业资本、或者说吃过商业资本的大亏，那就证明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了，老马说的很明确，奴隶时代也有商业资本，而只有商业资本融化掉自己的单独性才叫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是寄生性的，商业资本单独存在恰恰证明这不是资本主义。
故而，这种传统下，如今的情况下，要是那种激进的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派，能成为显学，那才是鬼故事。
李欗，正是要把这群上不得台面的，扶成“显学”，取而代之，以黄替白，把真正的激进显学灭杀——既然一定会有显学，那么为什么不扶植一个显学呢？
因为他是大顺人，太懂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了。
更读过“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是要通过“假显学鼓噪、假装无奈以一省先行、资本必然要闹出叫人瞠目结舌的骇人”。
从而，让从刘玉跑路后萦绕在大顺头顶的“激进”退潮。
好说李欗也是和刘玉一起干过“扩张殖民”的勾当的。
全无管控，资本在印度南洋干过啥、资本是会跑去囤地还是去发展实业、啥叫商业资本占优势下的劫夺制，李欗可是太清楚了。
这郑伯克段于鄢的样板，在大顺的铁路火轮船土地交易九出十三归等条件下，绝对会玩出花样。若两年才把百姓逼反，那只能说是保守了。
至于实业投资？哪个脑子抽的，不去先发地区等原材料和海运都占优势的地方投资，跑内地去投？
故而实业资本压根不会去，去的只会是商业资本，这玩意儿可是能把地主都逼破产投赤的。
而整个过程。
李欗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什么也不做。
如果他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至于要做“吓唬激进派的稻草人”的省份，李欗内心已有定夺：豫皖。
这两个一个是人口大省，一个是淮河灾发区，迅速地冲击和经济作物占地种植，稍微一场小灾，粮食不足的问题就会迅速出现，就能爆出来十万人级别的起义。
当然，河南是何等地方，何等关键，别人不知，大顺朝理应是最清楚的。
只不过，当初刘玉进言给前个皇帝的“铁路纵横、黄淮分割、纵有起义不过分割成块、天下如棋局而寇不可流”来忽悠修铁路、废漕运、治黄淮的话，因为有道理所以才能忽悠住老皇帝，也所以能修了铁路治了黄淮，现在又成了李欗扎稻草人来吓唬人的底蕴。
李欗要扎稻草人吓唬人。
要拿着底层的乞食袋挥舞。
还要科举改变显得自己是“进步的皇帝”。
至于以后怎么办，现在李欗也不好说。
且不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就算活到了，如今也只能是先有大略，而后看看再说。
他是怕自己哪天死了，是以要把这一线生机、最恶心阴暗的这套东西，讲给儿子听。
皇子倒是不觉得怎样，只是略有担忧。
“父皇，昔者卫公子州吁作乱上位，兴兵动戈，扩张以转移矛盾，刷威望、压不满。”
“鲁公问于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焚己也。期年，果被石确大义灭亲，如众仲言。”
“父皇要乱中取一线生机，这火，若放不好……儿臣只怕……”
不想李欗却哈哈大笑。
“这火？难道是朕放的？朕有何等本事，能放出这样的火？”
“这样的火，是不能‘制造出来’的，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燃起来的。”
“难道是朕让那些工厂主搞出来的生产过剩吗？”
“难道是朕让法兰西不日将乱吗？”
“乱起来后，卖不出去，难道是朕让他们琢磨着要内地市场的吗？”
“要内地市场，若松开豫、鲁，难道是朕让资本去买地占地兼并、是朕让商贾把机布运入灭杀豫南土布而使女工难活、是朕让地主见烟棉芝麻等价高而不种粮食闹出缺粮大灾的吗？”
“朕没有放火，朕只是没有提前灭火而已。火势不因我起，何来玩火焚己之论？”
“到时危机，你便什么都不说，自有人鼓吹内部市场管控打开之语，且以进步为大义。顺而从之，何须纵火？”
“而若打开，土地兼并、炒作粮价、囤货居奇、低买高卖、冲击土布、坑骗本地商会等等事，难道是你让他们做的？”
“这种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更制造不了。”
“但却可以利用。”
“更改学会利用。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兴公实学的缘故，若是不懂，又怎么准备利用呢？”
皇子蹙眉道：“父皇既这样说，那兴公实学传播甚广，知其大义大略者亦有不少。难道他们就不会利用？”
李欗不屑一笑，反问道：“若太祖皇帝于洪武、永乐时候起事，能成大业乎？”
“若陈涉吴广，于始皇帝尚在时起事，能隳秦庙否？”
“大饥，人相食之语，史中多矣。然能举旗而取天下者，几人？”
“欲斩木揭竿而成大事，既要大饥人相食，百姓不能活；又要朝廷颓败，无力统治。二者缺一，皆不可成。”
“朕所言之多血危机，近则十年、远则廿载。想来，也断不至于区区十年，朕这从日本打到直布罗陀的雄兵，就要沦为前朝军户了吧？”
“况且，京城不比别处。京城是以税收、漕米、官俸、军饷为底的城市。非是以交换卖钱为目的的生产城市。是以，多血上火的过剩危机，京城不会乱。京城不乱，海军在手，财税漕米便不会乱；财税漕米不会乱，便是玩火，亦可灭火。”
“使节团自欧罗巴回，言法兰西礼崩乐坏，必乱。那巴黎岂同京城？法兰西之工、商、士、绅等，皆居巴黎，几十万人围绕巴黎之消费而生产，若乱起来，定难控制。京城大不同，京都居，大不易，布取于松、丝取于苏、瓷取于赣、米取于爪哇、豆取于松辽、煤自西山、茶起武夷，多血症之乱，如何加诸京城？”
“而若效太祖皇帝，举均田免粮之大义……国寿未至，前朝尚有二百六十年之祚，只在内部均田之义，此时尚早，不足为虑。”
“至于显学一派……他们多数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仍念寻实业资本之支持，完成均田事，而后征农税而迁民，以为如此实业资本便会支持他们，引以为援而欲除地主，此为显学之显学，此辈成不得事。”
“至于少数激进锐意大谈天下为公的？你猜将来危机爆发，雇工是会支持他们天下为公的想法？还是会去支持去抢内地市场碾碎小农工匠扩大市场渡过危机的想法？”
“你要知道，他们谈天下为公，可将来危机一来，破开二省之限制，就是大量小农工匠破产涌入城市求活，而会导致原本的雇工工钱大降，原本城中之雇工便会更加怨恨小农工匠，多半会结伙成团排挤后来入城之人。朕昔日和兴国公在松苏码头，可没少见为了抢抗包卸船活计而互相结帮结派殴杀之事，他们先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谈天下为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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