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打土豪
所谓的红军之惯例，自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具体到初来乍到之时，因为对本地情况不够熟悉，并且也不能确定停留时间，所以暂时无法开展分田地运动，但是第一项的打土豪，是肯定需要进行的。
目前的红军，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援助，也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产业，并且在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之后，也开始建立了初步的税收体系，因此在经济方面也不像最初上山时一般，完全依赖于打土豪所获得的浮财。
但是一方面此时的红军远离根据地，难以获得后勤上的支援，另一方面，‘打土豪’的意义，也远非获得经费那么简单。
或者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51位面，哪怕是红军最困难的那段时期，这都不是经费都不是‘打土豪’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应该是彻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结构，以唤醒贫苦百姓的阶级意识，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近代农村社会，那些土豪们通过土地出租的方式，在获得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又会继续置买田产扩大家业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或者通过经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贷获取更大利润。
高地租、高利贷榨取佃农的血汗，这种不公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
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惊人的可复制性，完全不需要费尽心思去学习先进技术，也不需要冒着破产的风险去实现那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更不需要担心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
从操作上来说，依仗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规则和经验，但凡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场面，尤其是除了他们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执行起来甚至要比建立工厂然后组织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
从风险上来说，无论什么时候粮食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在工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力量还未涉及农业农村之前，作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地主根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尤其是在买办阶级介入之后，出口粮食等农业产品，然后进口各类工业品，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风靡的一件时尚——而代价，自然就是越来越多的穷人难以饱腹，毕竟在此之前，肉至少还是烂在锅里的，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肉还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最后就是经济危机了，严格来说，虽然农业社会不会发生如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稳定的经济危机，但实际上其背后却是大量不稳定的危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论起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险性，那还是农业社会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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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每次危机来临之时，往往都是大资本兼并扩张的最佳时机一般，在封建时代，每到灾祸发生，那些地主豪绅也会犹如闻着味道而来的秃鹫一般，在本就生存难以为继的受灾民众身上，啄下最后一丝血肉。
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时代的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之下，多少还会被动地采取一些提升生产力的举措，因而相对来说具有一点点的进步性。
那么这些所谓的地主豪绅，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工业技术）的发展要求，也不代表最广大人民（贫苦百姓）的根本利益，本来就应当是被时代淘汰的对象。
只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些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可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越是生死关头，他们的反动本性就越发地暴露无遗。
在以往的斗争之中，手段最为残酷，行事最无顾虑的，往往还不是那些外地而来的兵匪，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绅所组织起来的还乡团、靖卫团。
这些地方武装，虽然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训练水平，都无法与正规军队相提并论，但在与他们的角逐之中红军却着实吃了不少的亏。
因为论起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这些当地人出身的民团自然要比大部分为外来者的红军要强上些许。
而因为其行事的毫无底线，对于敢于支持红军的地方群众施加了极为残酷的报复，一度使得不少人选择了望而却步。
所以在这种战争形式之下，最后的胜负手往往就在于谁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后世的那支军队无往不利的手段，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些惨烈的斗争不断学习而来的。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如此的背景存在，所以当红军每到了一处，首先通过当地党员和群众提供的情报，对此处影响较为恶劣的地主豪绅进行优先打击，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种举措。
与此同时，对土豪的打击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这样农民才会拥护这支军队，才会支持革命。
群众们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可以说受尽了磨难，同时也被不断的镇压和反动宣传磨灭了反抗的意志。
只有红军在给他们揭露剥削残酷性基础上，又带领大家打土豪并将土豪的不义之财返还给群众。
让群众们不仅意识到反抗行为的正义性，还认识到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么窝里斗，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发动起来。
当然了，对于眼下的红军和大余县的百姓而言，这些事情都还为时尚远，16日下午，刚刚攻占大余县城的红四军，在县城中山桥下的河坝里召开了一场军民大会，到会群众近千人，会后，又将打土豪的财物散发给了贫苦群众。
对于当地的群众来说，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确实展现了很多和其他军队的不同，其中不少奇异的举动，甚至引发了一些民众的私下讨论。
但毕竟红军刚来不久，军民之间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不少领到财物的群众，实际也就是喊了一声“红军老爷大方”，便该干嘛干嘛去了。
不过又剥削的地方肯定会有压迫，有压迫也肯定会有反抗，只是这种反抗的程度不一罢了，所以有人冷眼旁观，自然也有人踊跃参与，一些当地的贫农还有附近矿场的矿工，在接受到红军的宣传之后，就果断地参与了进来。
显然的，如果红军在此地继续保持以往的作风，群众们也会逐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并开始自发地支持起这支军队。
只可惜的是，因为来此的时间不长，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也过于薄弱，所以局面暂时还未打开，而一场危机也逐渐地向红军靠拢而来。
对于大部分指战员而言，因为这数个月来的胜利，骄傲自满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在他们心中萌发，虽然下山之后党组织不断地耳提面命，但效果到底如何，谁也没法保证。
尤其是这支军队除了需要执行军事任务之外，还往往肩负这宣传工作，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和很容易暴露出问题。
17日清早，一部分红军按照部署，分头深入到城内外，一方面做群众工作，一方面筹集物资款项。
而剩下的二十八团等部，则负责在县城周边一带布置警戒线，防备敌人的来犯。
只是出乎其他人意料的是，本来应该在城里负责后勤工作的程刚，却一反常态地出现在了城外的防线之中。
可到了前线之后，对军事稍有了解的程主任，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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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红军，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援助，也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产业，并且在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之后，也开始建立了初步的税收体系，因此在经济方面也不像最初上山时一般，完全依赖于打土豪所获得的浮财。
但是一方面此时的红军远离根据地，难以获得后勤上的支援，另一方面，‘打土豪’的意义，也远非获得经费那么简单。
或者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51位面，哪怕是红军最困难的那段时期，这都不是经费都不是‘打土豪’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应该是彻底打破原有的封建结构，以唤醒贫苦百姓的阶级意识，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近代农村社会，那些土豪们通过土地出租的方式，在获得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又会继续置买田产扩大家业以追求更多的地租收益，或者通过经商甚至直接放高利贷获取更大利润。
高地租、高利贷榨取佃农的血汗，这种不公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
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惊人的可复制性，完全不需要费尽心思去学习先进技术，也不需要冒着破产的风险去实现那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更不需要担心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
从操作上来说，依仗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规则和经验，但凡稍微读过点书的人都能把持住一方场面，尤其是除了他们之外的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执行起来甚至要比建立工厂然后组织一群包身工都要容易。
从风险上来说，无论什么时候粮食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在工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力量还未涉及农业农村之前，作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占有者和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地主根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尤其是在买办阶级介入之后，出口粮食等农业产品，然后进口各类工业品，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风靡的一件时尚——而代价，自然就是越来越多的穷人难以饱腹，毕竟在此之前，肉至少还是烂在锅里的，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肉还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最后就是经济危机了，严格来说，虽然农业社会不会发生如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稳定的经济危机，但实际上其背后却是大量不稳定的危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论起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险性，那还是农业社会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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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时代的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之下，多少还会被动地采取一些提升生产力的举措，因而相对来说具有一点点的进步性。
那么这些所谓的地主豪绅，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工业技术）的发展要求，也不代表最广大人民（贫苦百姓）的根本利益，本来就应当是被时代淘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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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斗争之中，手段最为残酷，行事最无顾虑的，往往还不是那些外地而来的兵匪，而恰恰是那些本地豪绅所组织起来的还乡团、靖卫团。
这些地方武装，虽然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训练水平，都无法与正规军队相提并论，但在与他们的角逐之中红军却着实吃了不少的亏。
因为论起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这些当地人出身的民团自然要比大部分为外来者的红军要强上些许。
而因为其行事的毫无底线，对于敢于支持红军的地方群众施加了极为残酷的报复，一度使得不少人选择了望而却步。
所以在这种战争形式之下，最后的胜负手往往就在于谁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后世的那支军队无往不利的手段，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些惨烈的斗争不断学习而来的。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如此的背景存在，所以当红军每到了一处，首先通过当地党员和群众提供的情报，对此处影响较为恶劣的地主豪绅进行优先打击，就成了行之有效的一种举措。
与此同时，对土豪的打击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这样农民才会拥护这支军队，才会支持革命。
群众们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可以说受尽了磨难，同时也被不断的镇压和反动宣传磨灭了反抗的意志。
只有红军在给他们揭露剥削残酷性基础上，又带领大家打土豪并将土豪的不义之财返还给群众。
让群众们不仅意识到反抗行为的正义性，还认识到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而不是上等人在玩什么窝里斗，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发动起来。
当然了，对于眼下的红军和大余县的百姓而言，这些事情都还为时尚远，16日下午，刚刚攻占大余县城的红四军，在县城中山桥下的河坝里召开了一场军民大会，到会群众近千人，会后，又将打土豪的财物散发给了贫苦群众。
对于当地的群众来说，这支突然出现的军队确实展现了很多和其他军队的不同，其中不少奇异的举动，甚至引发了一些民众的私下讨论。
但毕竟红军刚来不久，军民之间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不少领到财物的群众，实际也就是喊了一声“红军老爷大方”，便该干嘛干嘛去了。
不过又剥削的地方肯定会有压迫，有压迫也肯定会有反抗，只是这种反抗的程度不一罢了，所以有人冷眼旁观，自然也有人踊跃参与，一些当地的贫农还有附近矿场的矿工，在接受到红军的宣传之后，就果断地参与了进来。
显然的，如果红军在此地继续保持以往的作风，群众们也会逐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并开始自发地支持起这支军队。
只可惜的是，因为来此的时间不长，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也过于薄弱，所以局面暂时还未打开，而一场危机也逐渐地向红军靠拢而来。
对于大部分指战员而言，因为这数个月来的胜利，骄傲自满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在他们心中萌发，虽然下山之后党组织不断地耳提面命，但效果到底如何，谁也没法保证。
尤其是这支军队除了需要执行军事任务之外，还往往肩负这宣传工作，所以在兵力安排上也和很容易暴露出问题。
17日清早，一部分红军按照部署，分头深入到城内外，一方面做群众工作，一方面筹集物资款项。
而剩下的二十八团等部，则负责在县城周边一带布置警戒线，防备敌人的来犯。
只是出乎其他人意料的是，本来应该在城里负责后勤工作的程刚，却一反常态地出现在了城外的防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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