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章 理论‘权威’
“嘿，你这不地道吧，我这中文版才看了多少，你就直接问了，不是为难人么？”
突然反应过来的刘安攻，方才发现原来自己好像被坑了，直接不满地抱怨了一声。
“好啊，那我来问俄语咯，
правильнаятеориядолжна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сяи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сясучетомконкретных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исуществующихусловий.
怎么样，有印象没？”
程刚算是小小地装了回逼，看着对方还在苦思冥想的模样，心知这其实就是在欺负人家。
哪怕是真的读过一遍中文版，除非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想从那么厚的书里头找出这一句话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方俄语估计也不太好，可能没有读过太多俄文书。
颇为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刘安攻还是不得不认输：“这就算是翻成了德语，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不行，这道题太难了，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程刚笑了笑，没有怎么为难对方，毕竟自己这是用着金手指在欺负人，所以他很爽快地把出处说了出来：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这封信是1842年8月25日左右于波恩写的，你仔细翻翻应该能看到。
这句话是在信的第五段，原文是‘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后面一段我也建议你看一下。
马克思首次出任主编的报纸是1842年发刊的《莱茵报》，信里就是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团体“自由人”逐渐控制了报纸的版面，他们的文章除了千篇一律的慷慨激昂的词句外，很少提出具体问题，报纸的订户急剧下降。
所以随后从8月起，马克思实际上承担起该报的编辑责任，10月15日，马克思正式担任主编直到第二年3月17日，最后几期则由奥本海姆编辑。”
话说，若不是强化过了记忆力，又特地提前做足了准备，程刚也不敢演得这么浪，但单从节目效果来说，还是有点意思的，至少面前这人目瞪口呆的模样就足以证明了。
咽了咽口水，刘安攻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这一手骚操作着实把他震得不轻。
确实，这位一直以来都读过不少著作，甚至让他当场背诵几段经典出来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能够把这么细节的内容都记得一清二楚，那就纯粹是强人所难了。
“程主任，你这份功底，在下不得不佩服。”苦笑一声后，刘安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只是多看了点书罢了，算不得什么，正好现在我也有时间，要不你来考考我？”
这才哪到哪，程刚这回不把人彻底给压服了，就白做了那么多的准备，要知道，就是记忆力再强，想要背下那么多资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但不这么做也是不行的，对于这种读书读傻了的教条分子，必须先来这么一手把对方给震住，后面的工作才好开展，否则就等着麻烦上门吧。
当然了，这也并不是说一定能够有用，但至少也是个尝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是起了点效果，那么自然要趁热打铁咯。
而在另一边，刘安攻见程刚真想试试，自己也有点不服输的感觉，便暗自沉思了一会，随即说了这么一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
这话用中文读出来确实有些拗口，其实他当时看的俄文版，但也许确实存了考校对方的心思，便偷偷地翻译了一遍。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1907年5月24日，对吧？”
这下节目效果是真的拉满了，刘安攻也彻底放下了较量的心思，只是木楞地点了点头，心里头算是差不多服了气。
看到基本达成了目的，程刚便开始进入戏肉的部分：
“哈哈，我这文献还是没白看吧，不过读书归读书，真的要做起来，还是得联系到实际当中去，不能死扣那些字眼。
不然论起背书来，这红四军里头，有哪个比得上我？”
说这话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树立起权威来，留苏派的杀手锏之一，就是其掌握了理论的解释权，不管他们是不是教条主义，至少在大部分缺乏理论知识的同志看来，那些人就掌握了真理。
所以程刚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理论教育，一方面是开拓同志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逐渐把自己的牌子立起来。
当然了，他也知道仅仅这样的手段是肯定不够的，政治上的斗争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但程刚又不是单打独斗，自己先分担掉李润石的一部分压力，后面再多团结些同志，总是会有办法的。
听了程刚如此嚣张的论断，刘安攻发现自己居然没法反驳，刚才这个回合第一次对自己引以为傲的理论知识产生了些许的怀疑，心中生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想。
不过，对于程刚前面的那段话，他内心并不是很赞同，同时也有了这么一个疑问：
“程主任，既然你对马列主义理论这么了解，那为什么红四军还搞成这幅模样？
我看了那些规章制度，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你怎么看得下去的？”
在刘安攻的世界观中，只要全盘将苏联那一套照搬过来，那么革命自然就指日可待了，至于其中的背景、细节，这些琐碎的东西，他既不想也不愿去了解，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遇上这个经典至极的问题，程刚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却还是有种无语凝噎的感觉。
不得不说，这个年代的革命者，热情确实是挺足的，但是在事业方面，着实有些欠缺经验了。
但本身革命这种玩意，除非自己亲身去试错，又哪里会有经验可言，即便是看到别国的成功，那眼珠子也只会盯着胜利结果，而不是很少关注之前的血与泪。
别说这些人了，包括程刚这样的现代年轻人，不也很少能具备足够长远的视野，踏踏实实地做事，大都是指望着能够尽快复制他人的成功，运气好的也许就起来了，运气不好的那就掉坑里咯。
相比之下，这些教条主义者里头，反倒还有不少能力不错的同志，只可惜路线错了，能力越强，造成的破坏性越大。
短暂的思考之后，程刚还是做出了回应：
“这个话题太过复杂了，这样吧，我先问一下，你对苏联红军有什么看法？”
虽然被返回来这么一个问题，但刘安攻还是不假思索地说道：“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
“好，那你应该也注意到了，红四军中采用的是党委负责制，并且设置了政治主官，而苏联红军使用的‘一长制’，所有决策均军事主官负责。”
说到这里，程刚打了个手势，按住了对方想要反驳的冲动，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苏联的‘一长制’是怎么来的么？”
“知道，苏联最开始也是实行的集体管理制，后来才改成的一长制，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推行一长制，而不是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今天是刘安攻到来的第三天，也就是说，这位基本没有到部队实地考察过，只是大致了解了一下红四军的制度，就已经得出了如此结论，也不知应该是说其天真，还是直愣。
“没错，苏联在建立正规军之初，部队中实行的是集体管理制，但不久就暴露出一些问题。
后来协约国武装干涉苏联，红军部队不得不将大量的志愿者、动员起来的群众和各种各样的分子紧急编入作战，
但同时也导致了游击习气十分严重，组织纪律涣散，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各行其是，根本不考虑全军的利益，这点和我们的当前的情况是有类似之处的。
为此列宁指出，‘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意志，在前线就不会有任何专断，而只会因循拖延‘，这就是一长制的初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直到四年前，苏联红军才取消了持续近八年的政治委员制度，而开始正式推行一长制？”
面对程刚一连串的讲述，刘安攻少见地产生了接收不过来的感觉，不过确实信息量太大了，比如他根本记不得一长制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正式推行。
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除非专门去研究，谁又会记得，大家不都是学了个大概，便开始照猫画虎么。
张了张嘴，喉结耸动了一下，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于是只能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对此程刚也没有太在意，只是继续说道：
“简单来说，那就是每种制度都有其适用的阶段和环境，而不能混为一谈。
在列宁看来，红军的建军初期只能实行集体领导制，指挥人员在各部队由全体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并对选举委员会负责，这是由当时采用的志愿征兵制度所决定的。
随后，面临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严峻局面，红军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征兵不再是单纯的志愿制，集体领导制也随之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
与此同时，当时的苏维埃缺少足够数量的，既能征善战、又忠于党的军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列宁提出了“一长制”，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立即过渡到“一长制”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俄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制，一方面是对军队进行监督，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是大力培养和教育新的指挥军官。
这也正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你，明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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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反应过来的刘安攻，方才发现原来自己好像被坑了，直接不满地抱怨了一声。
“好啊，那我来问俄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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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有印象没？”
程刚算是小小地装了回逼，看着对方还在苦思冥想的模样，心知这其实就是在欺负人家。
哪怕是真的读过一遍中文版，除非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想从那么厚的书里头找出这一句话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方俄语估计也不太好，可能没有读过太多俄文书。
颇为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刘安攻还是不得不认输：“这就算是翻成了德语，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不行，这道题太难了，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程刚笑了笑，没有怎么为难对方，毕竟自己这是用着金手指在欺负人，所以他很爽快地把出处说了出来：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这封信是1842年8月25日左右于波恩写的，你仔细翻翻应该能看到。
这句话是在信的第五段，原文是‘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后面一段我也建议你看一下。
马克思首次出任主编的报纸是1842年发刊的《莱茵报》，信里就是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团体“自由人”逐渐控制了报纸的版面，他们的文章除了千篇一律的慷慨激昂的词句外，很少提出具体问题，报纸的订户急剧下降。
所以随后从8月起，马克思实际上承担起该报的编辑责任，10月15日，马克思正式担任主编直到第二年3月17日，最后几期则由奥本海姆编辑。”
话说，若不是强化过了记忆力，又特地提前做足了准备，程刚也不敢演得这么浪，但单从节目效果来说，还是有点意思的，至少面前这人目瞪口呆的模样就足以证明了。
咽了咽口水，刘安攻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这一手骚操作着实把他震得不轻。
确实，这位一直以来都读过不少著作，甚至让他当场背诵几段经典出来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能够把这么细节的内容都记得一清二楚，那就纯粹是强人所难了。
“程主任，你这份功底，在下不得不佩服。”苦笑一声后，刘安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只是多看了点书罢了，算不得什么，正好现在我也有时间，要不你来考考我？”
这才哪到哪，程刚这回不把人彻底给压服了，就白做了那么多的准备，要知道，就是记忆力再强，想要背下那么多资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但不这么做也是不行的，对于这种读书读傻了的教条分子，必须先来这么一手把对方给震住，后面的工作才好开展，否则就等着麻烦上门吧。
当然了，这也并不是说一定能够有用，但至少也是个尝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是起了点效果，那么自然要趁热打铁咯。
而在另一边，刘安攻见程刚真想试试，自己也有点不服输的感觉，便暗自沉思了一会，随即说了这么一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
这话用中文读出来确实有些拗口，其实他当时看的俄文版，但也许确实存了考校对方的心思，便偷偷地翻译了一遍。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1907年5月24日，对吧？”
这下节目效果是真的拉满了，刘安攻也彻底放下了较量的心思，只是木楞地点了点头，心里头算是差不多服了气。
看到基本达成了目的，程刚便开始进入戏肉的部分：
“哈哈，我这文献还是没白看吧，不过读书归读书，真的要做起来，还是得联系到实际当中去，不能死扣那些字眼。
不然论起背书来，这红四军里头，有哪个比得上我？”
说这话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树立起权威来，留苏派的杀手锏之一，就是其掌握了理论的解释权，不管他们是不是教条主义，至少在大部分缺乏理论知识的同志看来，那些人就掌握了真理。
所以程刚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理论教育，一方面是开拓同志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逐渐把自己的牌子立起来。
当然了，他也知道仅仅这样的手段是肯定不够的，政治上的斗争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但程刚又不是单打独斗，自己先分担掉李润石的一部分压力，后面再多团结些同志，总是会有办法的。
听了程刚如此嚣张的论断，刘安攻发现自己居然没法反驳，刚才这个回合第一次对自己引以为傲的理论知识产生了些许的怀疑，心中生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想。
不过，对于程刚前面的那段话，他内心并不是很赞同，同时也有了这么一个疑问：
“程主任，既然你对马列主义理论这么了解，那为什么红四军还搞成这幅模样？
我看了那些规章制度，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你怎么看得下去的？”
在刘安攻的世界观中，只要全盘将苏联那一套照搬过来，那么革命自然就指日可待了，至于其中的背景、细节，这些琐碎的东西，他既不想也不愿去了解，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遇上这个经典至极的问题，程刚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却还是有种无语凝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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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身革命这种玩意，除非自己亲身去试错，又哪里会有经验可言，即便是看到别国的成功，那眼珠子也只会盯着胜利结果，而不是很少关注之前的血与泪。
别说这些人了，包括程刚这样的现代年轻人，不也很少能具备足够长远的视野，踏踏实实地做事，大都是指望着能够尽快复制他人的成功，运气好的也许就起来了，运气不好的那就掉坑里咯。
相比之下，这些教条主义者里头，反倒还有不少能力不错的同志，只可惜路线错了，能力越强，造成的破坏性越大。
短暂的思考之后，程刚还是做出了回应：
“这个话题太过复杂了，这样吧，我先问一下，你对苏联红军有什么看法？”
虽然被返回来这么一个问题，但刘安攻还是不假思索地说道：“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
“好，那你应该也注意到了，红四军中采用的是党委负责制，并且设置了政治主官，而苏联红军使用的‘一长制’，所有决策均军事主官负责。”
说到这里，程刚打了个手势，按住了对方想要反驳的冲动，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苏联的‘一长制’是怎么来的么？”
“知道，苏联最开始也是实行的集体管理制，后来才改成的一长制，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推行一长制，而不是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今天是刘安攻到来的第三天，也就是说，这位基本没有到部队实地考察过，只是大致了解了一下红四军的制度，就已经得出了如此结论，也不知应该是说其天真，还是直愣。
“没错，苏联在建立正规军之初，部队中实行的是集体管理制，但不久就暴露出一些问题。
后来协约国武装干涉苏联，红军部队不得不将大量的志愿者、动员起来的群众和各种各样的分子紧急编入作战，
但同时也导致了游击习气十分严重，组织纪律涣散，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各行其是，根本不考虑全军的利益，这点和我们的当前的情况是有类似之处的。
为此列宁指出，‘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意志，在前线就不会有任何专断，而只会因循拖延‘，这就是一长制的初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直到四年前，苏联红军才取消了持续近八年的政治委员制度，而开始正式推行一长制？”
面对程刚一连串的讲述，刘安攻少见地产生了接收不过来的感觉，不过确实信息量太大了，比如他根本记不得一长制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正式推行。
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除非专门去研究，谁又会记得，大家不都是学了个大概，便开始照猫画虎么。
张了张嘴，喉结耸动了一下，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于是只能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对此程刚也没有太在意，只是继续说道：
“简单来说，那就是每种制度都有其适用的阶段和环境，而不能混为一谈。
在列宁看来，红军的建军初期只能实行集体领导制，指挥人员在各部队由全体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并对选举委员会负责，这是由当时采用的志愿征兵制度所决定的。
随后，面临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严峻局面，红军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征兵不再是单纯的志愿制，集体领导制也随之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
与此同时，当时的苏维埃缺少足够数量的，既能征善战、又忠于党的军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列宁提出了“一长制”，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立即过渡到“一长制”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俄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制，一方面是对军队进行监督，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是大力培养和教育新的指挥军官。
这也正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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