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一章 新一轮整顿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们过去吧，再纠结也没有什么用。”两人站立在街边许久之后，李润石终究还是恢复了过来。
“更何况，你若是带着这些心思去和孩子们相处，反而对他们的成长不利，我知道你最担心下一代的问题，那就更不能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
说完这些后，李润石也不想再继续谈论此事，便就此离开了。
而程刚的心情同样十分复杂，李润石的提醒其实非常到位，连他都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抱有愧疚之心，更何况其他同志了。
所以多年以后，一些人觉得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连带着孩子都遭了不少罪，心里会有些愧疚和补偿心理，确实很正常。
而如何把持好这一心理和原则之间的分寸，就完全看个人的思想水平了，当然也需要考虑当时的整体环境。
就目前来看，程刚自知自己的是做过头了的，即便是关心，也不能表现地这么赤裸裸。
尤其考虑到他还是医疗体系的创始人之一，医院里那么多同志都和他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就更不能任意妄为，凡事都必须顾及到后果。
但要他像李润石那般，把觉悟提高到常人难以匹及的程度，这又未免太过勉强了，可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狠狠地摇了摇脑袋，摆脱掉那些五花八门的杂乱心绪，程刚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已经吸引到了不少人的注意。
连忙走开之后，程刚也基本把心事整理妥当了，这些都是未来才需要操心的事情，现在只需多注意一些，总不至于产生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的几天倒是维持着以往的风平浪静，这片山区在跨步迈入工业化社会后，所有人在感受到强烈冲击以及不适的同时，又在用着自己的方式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
期间有掉队的，也有跟上来的，但无论这些个体是什么想法，时代的潮流始终在向前发展。
就在程刚离开根据地的同一天，由李润石主持，针对近期苏区内部发生的种种乱象，又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活动。
清理内部的落后分子，这是一个始终在健康发展中的组织，必须要做的事情，早在槿甘山时期，红军就在军队内部狠狠地处理了一批土匪作风严重，并且屡教不改的干部。
当然，消灭土匪作风并不等于消灭土匪，否则如元纹财等人，也不可能好好地活到现在，只是随着红军的壮大，一些不适应进步的人员就被逐渐淘汰下来了。
类似的行动，因为各种原因断断续续地执行着，一直到了前年的谷田会议，红四军全体基本达成了共识，整个军队这才开始像着后世的模样发展。
而后面一场规模更大的整顿则发生在去年，六月到九月的那段时间，明面上的导火索是因为张国彪落马，使得党内不少同志对于一部分“空降干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
但实际上，这其实源自于组织内部对于不稳定的大环境，普遍产生的惶恐心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
然后再混进一些地方派和本土派之间权利斗争，就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原时空当中，矛盾是由所谓的“AB”团引发的，但李润石掌握了这些资料，自然清楚这种内部的反革命团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个别的反动分子或许存在，但若是他们真的勾结到了一起，乃至于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整个组织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
所以在“AB团”的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李润石就和王凯配合，利用完备的通信网，把事件及时处理妥当了。
不过苗头消除了，隐患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爆发出来而已，随着张国彪案的通报，大量年轻干部被针对，甚至出现了私自关押审讯的情况。
后面又是李润石通过早早做好的准备，将审讯权从地方基层收归总前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调动，总计一千多人被集中到了锐京，至今仍然在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
相比于历史同期发生的事件，去年的整顿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没有出现成批成批杀头的惨剧，算是暂且把扩大化的歪风邪气遏制住了。
后面李润石及时结束了整顿，并且重新把组织的工作重心调整回来，并着手发动了北上行动。
随着红军堪称史诗般的大规模作战，以及连续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得到了大幅提升，原先众人心中，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心理，也就此消散掉了一部分。
但这并不代表整个组织从此开始，便可以笔直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大环境变得愈发安定之后，一部分人的作风又开始散漫起来。
所以李润石也好，程刚也好，都看得出新一轮的整风运动已经迫在眉睫了。
最初程刚是打算以学习对抗懈怠，通过掀起学习热潮，带动整个组织积极向上的风气，从最近的观察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时代知识始终是相当匮乏的，程刚的金手指背后，除了物质上的援助外，精神上的支持同样不可小觑。
面对海量的、相对简单易学（已经翻译好了）的知识，大部分有觉悟的同志还是肯踏踏实实地去做事的。
当一个人的绝大部分精力，被工作和学习占据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多少工夫去考虑什么歪门邪道。
同时利用这个灌输的机会，一部分切合当下实际的“私货”也在同志们脑中打下了伏笔。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这个觉悟，所以李润石马上要着手应对的，就是这部分不肯跟上发展脚步的人员。
五月二十六日，程刚驾驶飞机离开锐京，第二天，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在红色中华社的报纸上全文刊登，就此拉开了锐京整风的序幕。
与程刚了解的延安整风不同，这次整顿行动当中，作为主要发起人的李润石在党内的地位还有所欠缺，所以预计的规模很可能不会太大。
当然反过来考虑，这也是李润石积累的资历的一个过程，在战绩上取得突破之后，理论方面同样不能落下，对于党的C位而言，两者总是需要相辅相成，缺了一个都会使得说服力大大削弱。
不过也不可能将后世的资料一股脑地全部搬过来，李润石的声望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且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隐患。
所以《改造》这篇文章，应该是李润石的试水之作，在程刚提供原文的基础上，又反复多次易稿修改，才终于成文。
至于为何要在程刚离开之后才开始行动，程刚本人其实相当清楚，这并非针对自己的意思。
只是随着整顿的进行，一些同志也有猜测，这可能是程部长在主动避嫌。
毕竟后面拉下来的同志，有不少都和程刚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他如果留在这里，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尴尬。
但实际上，事前程刚和李润石早已沟通清楚，而且他还背负了相当重要的任务。
中央苏区有李润石坐镇，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现在锐京对全国的影响已经无法忽视，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锐京为中心，整个南方的红色力量蓬勃发展，湘赣、湘鄂西、湘鄂边、鄂豫皖、赣东北，都快把小半块地图给染红了。
可因为发展不同步的缘故，其他地方面对的局面和锐京还有所不同，根本不可能机械性地全盘复制，这些都是需要跟各地做好交底的。
所以这一大圈都需要程刚挨个跑上一遍，跟当地的同志说明清楚，同时送上完整的学习资料，还得预防人家贸然行动甚至扩大化，同样轻松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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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你若是带着这些心思去和孩子们相处，反而对他们的成长不利，我知道你最担心下一代的问题，那就更不能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
说完这些后，李润石也不想再继续谈论此事，便就此离开了。
而程刚的心情同样十分复杂，李润石的提醒其实非常到位，连他都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抱有愧疚之心，更何况其他同志了。
所以多年以后，一些人觉得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连带着孩子都遭了不少罪，心里会有些愧疚和补偿心理，确实很正常。
而如何把持好这一心理和原则之间的分寸，就完全看个人的思想水平了，当然也需要考虑当时的整体环境。
就目前来看，程刚自知自己的是做过头了的，即便是关心，也不能表现地这么赤裸裸。
尤其考虑到他还是医疗体系的创始人之一，医院里那么多同志都和他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就更不能任意妄为，凡事都必须顾及到后果。
但要他像李润石那般，把觉悟提高到常人难以匹及的程度，这又未免太过勉强了，可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狠狠地摇了摇脑袋，摆脱掉那些五花八门的杂乱心绪，程刚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已经吸引到了不少人的注意。
连忙走开之后，程刚也基本把心事整理妥当了，这些都是未来才需要操心的事情，现在只需多注意一些，总不至于产生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的几天倒是维持着以往的风平浪静，这片山区在跨步迈入工业化社会后，所有人在感受到强烈冲击以及不适的同时，又在用着自己的方式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
期间有掉队的，也有跟上来的，但无论这些个体是什么想法，时代的潮流始终在向前发展。
就在程刚离开根据地的同一天，由李润石主持，针对近期苏区内部发生的种种乱象，又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活动。
清理内部的落后分子，这是一个始终在健康发展中的组织，必须要做的事情，早在槿甘山时期，红军就在军队内部狠狠地处理了一批土匪作风严重，并且屡教不改的干部。
当然，消灭土匪作风并不等于消灭土匪，否则如元纹财等人，也不可能好好地活到现在，只是随着红军的壮大，一些不适应进步的人员就被逐渐淘汰下来了。
类似的行动，因为各种原因断断续续地执行着，一直到了前年的谷田会议，红四军全体基本达成了共识，整个军队这才开始像着后世的模样发展。
而后面一场规模更大的整顿则发生在去年，六月到九月的那段时间，明面上的导火索是因为张国彪落马，使得党内不少同志对于一部分“空降干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
但实际上，这其实源自于组织内部对于不稳定的大环境，普遍产生的惶恐心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
然后再混进一些地方派和本土派之间权利斗争，就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原时空当中，矛盾是由所谓的“AB”团引发的，但李润石掌握了这些资料，自然清楚这种内部的反革命团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个别的反动分子或许存在，但若是他们真的勾结到了一起，乃至于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整个组织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
所以在“AB团”的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李润石就和王凯配合，利用完备的通信网，把事件及时处理妥当了。
不过苗头消除了，隐患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爆发出来而已，随着张国彪案的通报，大量年轻干部被针对，甚至出现了私自关押审讯的情况。
后面又是李润石通过早早做好的准备，将审讯权从地方基层收归总前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调动，总计一千多人被集中到了锐京，至今仍然在接受教育和劳动改造。
相比于历史同期发生的事件，去年的整顿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没有出现成批成批杀头的惨剧，算是暂且把扩大化的歪风邪气遏制住了。
后面李润石及时结束了整顿，并且重新把组织的工作重心调整回来，并着手发动了北上行动。
随着红军堪称史诗般的大规模作战，以及连续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得到了大幅提升，原先众人心中，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心理，也就此消散掉了一部分。
但这并不代表整个组织从此开始，便可以笔直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大环境变得愈发安定之后，一部分人的作风又开始散漫起来。
所以李润石也好，程刚也好，都看得出新一轮的整风运动已经迫在眉睫了。
最初程刚是打算以学习对抗懈怠，通过掀起学习热潮，带动整个组织积极向上的风气，从最近的观察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时代知识始终是相当匮乏的，程刚的金手指背后，除了物质上的援助外，精神上的支持同样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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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的绝大部分精力，被工作和学习占据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多少工夫去考虑什么歪门邪道。
同时利用这个灌输的机会，一部分切合当下实际的“私货”也在同志们脑中打下了伏笔。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这个觉悟，所以李润石马上要着手应对的，就是这部分不肯跟上发展脚步的人员。
五月二十六日，程刚驾驶飞机离开锐京，第二天，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在红色中华社的报纸上全文刊登，就此拉开了锐京整风的序幕。
与程刚了解的延安整风不同，这次整顿行动当中，作为主要发起人的李润石在党内的地位还有所欠缺，所以预计的规模很可能不会太大。
当然反过来考虑，这也是李润石积累的资历的一个过程，在战绩上取得突破之后，理论方面同样不能落下，对于党的C位而言，两者总是需要相辅相成，缺了一个都会使得说服力大大削弱。
不过也不可能将后世的资料一股脑地全部搬过来，李润石的声望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且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隐患。
所以《改造》这篇文章，应该是李润石的试水之作，在程刚提供原文的基础上，又反复多次易稿修改，才终于成文。
至于为何要在程刚离开之后才开始行动，程刚本人其实相当清楚，这并非针对自己的意思。
只是随着整顿的进行，一些同志也有猜测，这可能是程部长在主动避嫌。
毕竟后面拉下来的同志，有不少都和程刚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他如果留在这里，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尴尬。
但实际上，事前程刚和李润石早已沟通清楚，而且他还背负了相当重要的任务。
中央苏区有李润石坐镇，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现在锐京对全国的影响已经无法忽视，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锐京为中心，整个南方的红色力量蓬勃发展，湘赣、湘鄂西、湘鄂边、鄂豫皖、赣东北，都快把小半块地图给染红了。
可因为发展不同步的缘故，其他地方面对的局面和锐京还有所不同，根本不可能机械性地全盘复制，这些都是需要跟各地做好交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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