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1-244的回应
关于最新章（241-244）的这段情节，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我也挨了不少喷，这点首先得认个错，在设计情节时，我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挨打就得立正，这个没啥好说的。
当然我肯定不会接收某些书友的个别过激评价，说实话有些盖帽子之嫌，不仅难听，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我已经修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主体并没有大的改动，但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偏向于情节的本意，不至于导致过多的误解。
从最初的纲要来说，对于杀不杀张，我确实没有设计好，当时的计划分了两条，一个是明正典刑，一个是流放之后再安排些受折磨的情节，最后再死。
但很显然，后者其实是违背小说写作规律的设计，毕竟好不容易铺垫了这么多，结果还把这个反派留在那恶心人，实在太过影响全文的节奏和爽感，说得难听点，就是在膈应人。
这点确实是我的问题，所以在书友们反映过来之后，我就召集了不少有意见的书友一起来讨论，其实只要大家不说什么过激过火的话，大部分建议我都是能听进去的，尤其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
我又不是那种独裁者，灵顽不灵，该听取的意见肯定能够听进去，以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批评，多多建议，就是语气还得麻烦手下留情(￣ε(#￣)。
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何设计这些情节，其中的思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下面这段资料：
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彪聊道：“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江，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
陈先生称张国彪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张国彪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江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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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张国彪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李润石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张国彪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李润石主席”，下署“张国彪拜上”。
正文不长，大意是：李润石主席并刘绍齐书记、伍翔宇总理：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夏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夏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
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投机分子实证）
新华社香江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土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绍齐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彪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绍齐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彪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彪。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彪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夏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关于张国彪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李润石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彪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彪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李润石的视线。土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彪，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在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张国彪决定迁居美国，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张国彪在养老院病逝。12月5日，张国彪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张国彪死时，按虚岁是83岁。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国彪的性格特点，所以在文中我也没有什么给他粉饰的想法，和所有书友一样，我肯定是发自内心地唾弃此人。
但是在情节设计上，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局势上有些生搬硬套，未来可以饶过，但并不代表现在可以饶过，两者的环境大不相同，所以直接搬过来必然会犯错。
还有一个则是伍翔宇设定的特科规则，这个正文里已有解释，就不再多说。当然这条也存在一些问题，特科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自然要遵循一些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走向恐怖主义，这是典型的自绝于人民的做法。但是，对于已有确定证据的叛徒，即便已经没了危害，也并不怎么适用这个说法，因此不能强行联系起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一段，重点其实不在于张死不死，也不在于防备扩大化，这期间的逻辑没有那么简单。
从本意来说，我是想想要将重点放在如何选拔干部上，这点其实当初的组织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比如伍翔宇拟写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其中就有强调，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
这个从后世来看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至少在部分高级干部身上，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体现出来，所以伍翔宇希望改变高层的局面应该也是较为合理的想法。
但是真要推行起来，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政治斗争，乃至于反向的扩大化，这才是伍翔宇真正担心的问题，所以在处理张案上，才会选择如此慎重的态度。（而张的误判就在于此，他以为伍的目的是政斗，结果没人容得下他）
实际上，我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这部分内容，但到底是笔力有限，再加上被喷得太厉害，结果思路就不自觉地走歪了，现在做了部分修正（补充了一些内容），但估计先前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所以还是决定再说明清楚。
总之，整件事主要还是我的问题，这个我得认，所以在此给大家做个检讨了，实在抱歉，影响各位的阅读体验，挨了喷我也受着。
当然，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沟通，毕竟小说写到这份上，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应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培育的产物，大家一起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当然是最理想的啦(๑•̀ㅂ•́)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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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肯定不会接收某些书友的个别过激评价，说实话有些盖帽子之嫌，不仅难听，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我已经修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主体并没有大的改动，但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偏向于情节的本意，不至于导致过多的误解。
从最初的纲要来说，对于杀不杀张，我确实没有设计好，当时的计划分了两条，一个是明正典刑，一个是流放之后再安排些受折磨的情节，最后再死。
但很显然，后者其实是违背小说写作规律的设计，毕竟好不容易铺垫了这么多，结果还把这个反派留在那恶心人，实在太过影响全文的节奏和爽感，说得难听点，就是在膈应人。
这点确实是我的问题，所以在书友们反映过来之后，我就召集了不少有意见的书友一起来讨论，其实只要大家不说什么过激过火的话，大部分建议我都是能听进去的，尤其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
我又不是那种独裁者，灵顽不灵，该听取的意见肯定能够听进去，以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批评，多多建议，就是语气还得麻烦手下留情(￣ε(#￣)。
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何设计这些情节，其中的思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下面这段资料：
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彪聊道：“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江，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
陈先生称张国彪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张国彪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江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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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张国彪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李润石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张国彪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李润石主席”，下署“张国彪拜上”。
正文不长，大意是：李润石主席并刘绍齐书记、伍翔宇总理：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夏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夏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
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投机分子实证）
新华社香江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土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绍齐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彪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绍齐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彪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彪。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彪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夏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关于张国彪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李润石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彪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彪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李润石的视线。土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彪，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在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张国彪决定迁居美国，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张国彪在养老院病逝。12月5日，张国彪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张国彪死时，按虚岁是83岁。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国彪的性格特点，所以在文中我也没有什么给他粉饰的想法，和所有书友一样，我肯定是发自内心地唾弃此人。
但是在情节设计上，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局势上有些生搬硬套，未来可以饶过，但并不代表现在可以饶过，两者的环境大不相同，所以直接搬过来必然会犯错。
还有一个则是伍翔宇设定的特科规则，这个正文里已有解释，就不再多说。当然这条也存在一些问题，特科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自然要遵循一些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走向恐怖主义，这是典型的自绝于人民的做法。但是，对于已有确定证据的叛徒，即便已经没了危害，也并不怎么适用这个说法，因此不能强行联系起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一段，重点其实不在于张死不死，也不在于防备扩大化，这期间的逻辑没有那么简单。
从本意来说，我是想想要将重点放在如何选拔干部上，这点其实当初的组织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比如伍翔宇拟写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其中就有强调，全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组织。
这个从后世来看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至少在部分高级干部身上，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体现出来，所以伍翔宇希望改变高层的局面应该也是较为合理的想法。
但是真要推行起来，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政治斗争，乃至于反向的扩大化，这才是伍翔宇真正担心的问题，所以在处理张案上，才会选择如此慎重的态度。（而张的误判就在于此，他以为伍的目的是政斗，结果没人容得下他）
实际上，我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这部分内容，但到底是笔力有限，再加上被喷得太厉害，结果思路就不自觉地走歪了，现在做了部分修正（补充了一些内容），但估计先前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所以还是决定再说明清楚。
总之，整件事主要还是我的问题，这个我得认，所以在此给大家做个检讨了，实在抱歉，影响各位的阅读体验，挨了喷我也受着。
当然，肯定还是希望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沟通，毕竟小说写到这份上，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应该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培育的产物，大家一起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当然是最理想的啦(๑•̀ㅂ•́)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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